就如同曹劌論戰(zhàn)時，他那個鄉(xiāng)人說的：“肉食者謀之，又何間焉？”意思是，愛國這種事情，讓貴族們關心去吧，和我們國人有什么關系？

        春秋是宗法社會，政權本身就是家權的延伸，所以才會有親親尊尊，公族天生貴胄，成年便可掌權，邦國社稷是國君和卿大夫的，不是國人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，弦高和曹劌這種草根愛國者，在春秋是極少數，多數國人對邦國的態(tài)度，頗有點像后世西歐的契約精神：

        賢明的國君如果愛民如子，蓋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；那么民眾侍奉他們的國君，也要愛之如父母，敬之如日月神明。國君是替天牧民的，要是國君使得民眾生計困乏，百姓絕望，那么還要這個國君作甚？還是趕緊驅逐他換一個新的吧。

        這段出自師曠之口的話說明，春秋時民眾愛不愛國，取決于國君值不值得效命，而當下多數邦國的昏庸國君，顯然是不值得的。

        端木家已經喪失了在衛(wèi)國的職守，好幾代人沒有受衛(wèi)侯的祿米，要是衛(wèi)侯賢明些，對國人好些，那子貢在趙無恤集團做出對衛(wèi)國不利的事情時或許還會內疚。但偏偏這位“好德如好色”的國君因為某些特殊愛好，名聲在民間只能算一般。

        趙無恤和子貢的關系現在有些微妙，又像是合作者，又像是上下關系的主君和家臣，雖然子貢仍未委質效忠。甚至于，趙無恤覺得，子貢現在對魯國的歸屬感甚至比衛(wèi)國還要強。

        再說了，那個計策，他也沒打算讓子貢親自參與。

        無恤道：“子貢正在曹國為我經營商賈之事，我本來打算在中原的都邑都建一座酒肆，作為商行的落腳地和情報網點。宋人憨厚淳樸，雖然有積蓄卻不知道揮霍，所以這酒肆要是開在陶邑，想必會更加熱鬧?！?br>
        陶邑，是曹國的都城，北方的貿易中心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要想賺取更多的利潤，趙無恤必須把手伸到那里去，和勢力龐大的鄭商、齊商競爭，獲得立足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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